那个吃邻家饭的时代结束了

小时候，邻居家的餐桌无论多小，都能临时加塞一个爸妈因工作而无暇顾及的我。那时候去邻居家蹭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

如今在城市里的我们，和邻居的关系，却大都只是在饭点准时闻到隔壁飘来的炒菜香了吧。 今天分享三个跟邻家饭有关的故事，希望也能勾起你的回忆。

我妈把我胳膊差点拽断那天，桂大妈正坐在廊檐下吃臊子面。

那是六岁的我从没见过的一碗面。一只深瓷的大碗里，细白而长的手擀面卧在深红色的辣油汤里，汤里浸着石榴子大小、炸得脆黄的豆腐丁，菱形的明黄色的鸡蛋饼块，橘红而软糯的胡萝卜丁和乳黄色沙绵的小土豆块，汤上还飘着一层切得细碎的翠绿色蒜苗叶。 桂大妈搅了一下面条，一股醋香混着辣椒与杂蔬的味道就飘散在廊檐下了。

那是九十年代初西北小城的夏天，强烈的太阳光把大杂院屋顶的青瓦烤得泛起白光。中午时分，人们总是喜欢敞开大门，在廊檐下活动。

桂大妈一家三口人挤在前院一间十八九平方的小屋里，没有厨房，平时就在屋里支起一只火炉做饭。

夏天，火炉移到了廊上，桂大妈就坐在一只仅能承载她屁股一半大小的木凳上烧火，天更热的时候，就只穿一件洗得有点透明的白色背心，坐在凳子上择菜，随着胳膊晃动，两只布袋一样的大奶就在胸前荡，身下那只细脚伶仃的木凳子“咯吱咯吱”一直叫，好像在喊“救命”。

小时候，我对桂大妈的那只小木凳一直怀有一种近乎兄弟手足般的天然同情，是因为我多少也可算作她巨臀的“受害者”。

大杂院前后院共用一个没有门的、黑乎乎的茅厕，有一次我正在上厕所，桂大妈突然急吼吼地冲了进来，看也不看，脱了裤子就蹲，一屁股差点把来不及反应的我怼到茅坑里。 我急得忙扯住她的衣服，桂大妈“啊”的一声大喊，回头看见是我，忙叫道：“哎呀！这个娃咋一声都不吭！”我尴尬至极，提上裤子扭头就跑。

此后每次桂大妈看见我都要说一遍：“哎呀，一个女娃娃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！下次你见我进厕所，你就大声喊！”

我点点头，继续不吭气。

桂大妈教给我的道理，我似乎并未学会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每次去前院上厕所经过桂大妈的屋子，我都要蹑手蹑脚地窥探一番她的活动：如果她正在做一些一时甩不开手的活，我便把心沉到肚子里，摇头晃脑地上茅房了。

夏天那个中午，我上完厕所，经过桂大妈家时，却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——她手里端了那样一碗深红、喷香的辣油蒙盖的臊子面，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。

臊子面是西北人们常吃的主食。从前没有冰箱，肉类不易保存，每天吃鲜肉不切实际。就买来五花肉，切成小块，在油中不断翻炒，加入酱油、五香粉，老姜，料酒等佐料，直到把五花肉里的油脂全部炒出来，做成臊子，封进一个瓷坛子，油脂漂在上面，遇冷就结成一层光滑的油皮，把炒成褐色的肉牢牢封在下面。这样便可以储存很久。

每逢炒菜、做面，就从坛子里舀几勺，让人们尝尝肉味。而穷人们，连肉也常常吃不起，平时就只能用豆腐、胡萝卜等蔬菜混合炒在一起做面，最多加个鸡蛋饼，这样的面就有了另一个名字——素臊子面。加更多的盐、醋、辣椒，吃的时候大汗淋漓，也很爽快。

桂大妈端着这样一碗素臊子面，叉开两腿坐在廊下的小木凳上，肉山一样，颇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大将风范。

她不断地搅着又长又细的手擀面，那香气直冲进我的鼻孔，让我挪不开腿。她大概也被面香全然吸引，并没有注意到我。

她“哧溜”吸一口，我就咽一下口水，往前溜几步。她再吸几口，我就趁机再往前挪几步，最后差不多都来到了碗旁边，两只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她。

桂大妈这才抬起头看见我。笑了，大声说：“来，娃吃一口！”

说着，筷子夹起一束雪白的面条塞到我嘴边。我拿出吃奶力气，“哧溜溜”狠命吸进嘴里，面条的韧劲带着辣椒油的香气，连同鸡蛋饼的鲜、土豆的沙，醋和蒜苗的尖锐混合起来，六岁的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交响乐，只觉得嘴里好像有很多食物一起在唱歌。

我一边拼命地咀嚼，一边眼睛还斜睨着桂大妈碗里的面条，生怕她吃完没有了。桂大妈又吸了一口，看见我的样子，噗嗤一声笑了，“哎呀，看把娃馋得啊——” 说着又喂给我一大筷子面条。

就这样你一口，我一口，我和桂大妈分享了她的一碗面。眼看着白面条没了，可我还是站在那里，眼巴巴的，等着。

桂大妈明白了，我这是等着喝臊子汤呢。小城风俗，臊子面面条吃完后，汤不能倒，留着盛下一碗面条，喝汤是结束吃饭前的最后一件事。

“娃要喝汤？”她笑着看看我。我点点头，还是不吭声。

桂大妈把碗倾斜着放在我的嘴边，碗太大，我的脸都差点栽进汤里，我感到嘴唇上沾了一层辣椒油，那汤又热又辣，却美味至极。

正沉醉其间，突然耳朵被人提住了，转头就看见我妈气呼呼地瞪着我。她一把揪住我的胳膊：“走！吃饭的时候不往自己家里跑，跑到桂大妈家里要饭吃！”

“你看你把桂大妈的饭都吃光了！”我妈拽着我的胳膊，使劲把我往后院拉，可我就是不想走，我还要喝汤呢，我不能走。于是我顺势蹲在地下，就这么赖着。

桂大妈见状，忙放下碗，“小娃娃吃一口，能吃个啥？”她拽着我的另一只胳膊，把我往她怀里拉。她那圆乎乎的身躯，此刻好像是一只温软、巨大的肉包子。

我妈这时反倒更用劲了，我感觉自己的胳膊都要被扯断了，她一边扯一边说：“走！不能给她惯这个毛病！还寻着吃！一点礼貌也没有！”

那天的拉锯战最终以我妈把我连拖带拽拉回后院才结束。我边被拉扯着，边依依不舍地、不断回头朝桂大妈看。

“小娃娃能吃个啥？”桂大妈站起身子，也往我这边看，愤愤不平地不断重复着这句话。

回家以后，我爸也狠狠批评了我。我这才知道，我这样摸着饭点，专门在邻居家混吃喝的，竟在我们方言里有一个专有词汇——“寻着吃”，短短三个字，发音很是凶狠。可见我并非无赖第一人。
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每次和妈妈经过桂大妈门前，桂大妈总是大声对妈妈说：“下次你让娃在我这里吃！这娃心疼啊，平时乖得一点声音也没有！一个娃能吃多少？”

我依旧不说话，就看着桂大妈。

可自从被批评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在桂大妈家里寻着吃了。有几次我经过她家廊檐，看见她手里端着碗色彩鲜艳的烩菜，菜上还架着她新蒸好的雪白松软的馒头，就止不住地口水横流。六岁的我那时必须强烈控制自己盯着烩菜看的念头，飞快地，小贼一样从她身边溜走。

那时的我毫不怀疑，桂大妈家的烩菜是我所能想到的至尊美味，她家的馍肯定也是举世无双。许多个下午，当院子里来了衣衫褴褛、要馍吃的老乞丐，桂大妈总是从箩里摸出两个刚蒸好的雪白大馒头。

老乞丐就把拐杖立在廊檐的柱子旁，黑糊糊的双手捧着馒头，颤巍巍地坐在桂大妈让出的小木凳上，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咀嚼着馒头。桂大妈就像当初给我喂饭一样笑着，手里捧着一碗茶，伏下身子大声在老乞丐耳边吼：“老人家，喝茶，小心噎着。”

每当这时，我总在墙背后偷偷看老乞丐一边吞咽着桂大妈的馒头，一边老泪纵横，看着看着，竟然对他也有些羡慕了。

九十年代初的那几年，几乎每个周末下午四五点，张婆婆总要在家里“炼臊子”。

一到那时，她就拿出家传了不知几世的、黑黝黝的大铁勺，把臊子放进勺子里，直接放在火上炙烤。等臊子白色的油脂变成了液态，栗色的肉粒也“咝咝”微炸着，颜色变得越来越深，空气里就飘散着混合着了八角桂皮的酱肉香味。

每当这时，院子里的大人们就耸耸鼻子，叹一声：“啊呀，张妈家的臊子真香啊！”住在她家对门的我闻到了，就像猫闻到了小鱼干，一个激灵站起来，不由地朝她家望。

臊子炼好后，张婆婆就从厨房拿出一只大白馒头，一切两半，小心翼翼地把臊子一勺一勺地夹进馒头里，然后便在院里呼唤她二外孙的小名。二外孙看见了，连忙欢欣雀跃地蹦过来，一把捉住馒头，狼吞虎咽起来，臊子油顿时沾满了他的嘴唇，蹭到他粉扑扑的圆脸蛋上，还从他胖胖的手指缝里滴下来。

张婆婆这时总是微笑着弯下腰，轻轻擦去外孙脸上的油。然后怜爱地看着他，嘴里时不时地自语着：“哎呀，我的娃吃得心疼啊。”

张婆婆总是这样看着，我却从未见她自己吃过一口。

张家住在后院，有四个女儿。一到周末，女儿们纷纷带着丈夫孩子回娘家，张婆婆便为全家聚餐忙前忙后，高兴得一刻都停不下来。而女儿们也是各有分工：择菜、揉面、聊天，嗑瓜子。

童年的我常常盼着张婆婆家的周末，只要她女儿一回来，就必然带着外孙，我在院子里就能多几个玩伴。每当家里人手多的时候，张婆婆也一定会做出一些复杂、别致又美味的小吃，也必会送给我家一碗。

春天几场阵雨后，她早早奔向了菜市场，去挑选农民刚摘下来的、最新鲜的苜蓿。 在我的家乡，苜蓿是山野间常见的野菜。那种大叶子肥厚又旺盛的，叫马苜蓿，是牲口的美食，而叶子椭圆而小，害羞地折起来，像汉服的领子一样的苜蓿，是人的吃食。

雨水旺，苜蓿就长得长，农民仅掐一、两寸的短茎，装到尼龙袋里在市场门口贩卖。张婆婆每次都要买上好几斤，在她家银光闪闪的大铝盆里一遍遍淘洗，倒去水，趁着菜潮湿的时候，把每根苜蓿茎都裹上面粉，然后上锅蒸了。苜蓿蒸好后，把味道浓烈的春韭切成一寸长，再挖一勺臊子，将三者放入油锅中同炒，只需加盐就能出锅。

苜蓿饭炒好后，张婆婆总是拿出她家那只嫩绿色的，又深又大的搪瓷碗，高高地满上一大碗，笑盈盈地端到我家里来。一碗粉绿色的苜蓿混着深绿的韭菜叶，间以暗红或栗子色的肉臊，仿佛端来一个明媚的春天。

等到夏季，天气一热，张婆婆的女儿们便忙活开了。

张婆婆先把金灿灿的玉米粉徐徐撒入开水中，边煮边搅拌粘稠的玉米糊，再将玉米糊一勺勺舀入一个更大的黑色陶土多孔漏勺，一个女儿端着漏勺，另一个则要在漏勺下方放一大盆凉水。漏勺里的玉米糊从孔里钻出后，就变成一条条长着小尾巴的金黄色面鱼，纷纷落入凉水里。吃的时候，捞出面鱼，拌以素臊子，还要加上蒜泥，醋等调味品。

当然，吃面鱼最重要的便是油泼辣子了。每当这时，张婆婆的小女儿必定放下手中的瓜子，自告奋勇去烫辣椒。她嗜辣，也独有经验，烫出的辣椒色艳味美，四姐妹无出其右，后来，她真的专门开店去做麻辣烫了。

面鱼一做好，张婆婆就又拿出了她家的嫩绿色大碗，第一碗舀给我家，金黄色的面鱼又细又长，卧在素臊子汤里，油辣椒一大勺放在一边，是为了照顾爸爸不吃辣的口味。每次妈妈拿出小碗匀给我面鱼时，总要叮嘱我：“慢慢吃，别呛着，别呛着！”我瞪着眼睛一边看着妈妈，一边把一条条面鱼飞快地滑进嘴里，根本来不及多想。

秋天一到，新洋芋就下来了。张婆婆山上的亲戚会背一大袋黄澄澄的、乒乓球大小的洋芋蛋下山来看望她。亲戚走了，张婆婆便用它们来做洋芋叉叉。

张婆婆的洋芋叉叉根本不用把洋芋切丝，而是切成小粒，裹上一层面粉，在一个小竹箩里一边撒面粉一边轻摇，直到一粒粒洋芋变成小象牙白色的球体，然后上锅蒸熟，在胡麻油里就着葱花一炒，洋芋饭就成了金黄色的小圆球。

而这圆圆的黄金洋芋饭，这种我与她外孙们都喜欢的可爱吃食，却是我与她家一年里同吃的最后一餐。漫长的冬天一到，西北小城的寻常人家就只能吃洋芋、胡萝卜和菠菜了。天更冷时，张婆婆会挂上一个厚厚的毡布门帘，在屋内生着火炉，女儿们也纷纷窝在自己家里，来得次数也少了。

一个冬天的下午，爸妈出门购物，把我一个人留在院子里和张婆婆的外孙们玩耍。玩着玩着，天就黑了，还飘起了雨夹雪。伙伴们玩饿了，纷纷回家，偌大的院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
百年老屋黑乎乎的，我站在花园的冬青树旁，不敢盯着暗处看，也不敢进自家的门，只能眼巴巴儿地望着张婆婆家的玻璃窗，看那里透出的暖黄色的光、凝结在玻璃上的白色水蒸气，以及屋内人影晃动的斑驳。那里有温度，香味，笑语，美食，而我却冷得发抖。

爸爸妈妈去哪儿了？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回来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我越来越冷，也越来越害怕，脑子里禁不住开始胡思乱想：他们是不是半路遇到了强盗？遇到了车祸？或者——他们会不会永远不回来了？

突然，一个声音传来：“你爸妈还没回来吗？” 抬起头，张婆婆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。

我忙点点头。

“哎呀我的娃啊！”她连叹一声，“那你来婆婆家，站到外面冻死了！”

我走过去，她掀开门帘，屋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。进了屋，张婆婆正和大女儿在方桌上吃饭，一盘土豆丝，许多牙锅盔，摆在桌子上。她的外孙早已吃完了，在床边玩耍。 张婆婆一把把我拉到火炉边坐下，回身取了一牙锅盔，一切两半，把他家盘子里的酸辣土豆丝一筷子一筷子夹在锅盔里，然后递到我的眼前。

“娃饿了吧？快吃！”

土豆丝醋香扑鼻，锅盔两面烙得焦黄，那皮一定是酥脆的，那芯也一定是松软的，而我拼命地咽着口水，忍住不去看它：“我爸妈不让我在外面吃……说是我寻着吃呢。以前我吃桂大妈的饭，他们就把我骂了一顿。”

“哈哈”，张婆婆大笑起来，“哎呀我的娃啊！你别害怕，有张婆婆哩，你爸回来了我给他说。

我看着她，她的笑容那样笃定。

“赶紧吃！”她把馍塞到我手里。我接过来，像她的外孙一样狼吞虎咽起来。这个馍，配以又细又脆的土豆丝，与张婆婆先前送给我家的吃食相比，算是最普通的了，可它对我来说，竟真的是一年里最好吃的。

我饿得慌，吃得狼狈，脸上都是土豆丝的痕迹，湿嗒嗒的。

张婆婆笑眯眯地看着我：“哎呀，我的娃吃得心疼啊！”说着，就弯下腰，轻轻擦去我脸上蹭的油渍。可我却再也忍不住，“哇”得一声哭了。

小的时候，在大杂院里，因着明里别家送的和暗地里寻着吃的，我几乎吃遍了前后院。而这吃遍全院的殊荣，在长辈之中，恐怕也就只有罗婆婆享有了。

罗婆婆很老，据说她和我的曾祖母一样，都出生于晚清时代。曾祖母去世时，我尚未出生。而到我六岁时，罗婆婆还一直都在。曾祖母的遗像挂在我家正墙上，照片里的她居然和罗婆婆有几分相像，所以童年的我总是想不通，为什么罗婆婆住在隔壁，我家却要挂她的照片。

而我同样想不通的还有一件事:罗婆婆的脚为什么那样尖、那样小，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。

不管天气多热，她总要穿一件宽大的斜襟黑色褂子，阔腿束脚黑裤，一双黑色布鞋，又配着白色布袜子，似乎故意显耀她双脚奇迹般地小。我常常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走路，生怕她翻个大跟头，又怕一起风，她宽大的衣服充满空气，使她像热气球一样腾空飞走。

后院住的三家人，都是子孙众多，可罗婆婆却只有一个养女，还出嫁得早，隔好几个月才来看她一次，给她留点生活费后就走。

罗婆婆还有一个远方的侄子，也是大半年才看她一次，每次侄子一来，罗婆婆就好像变了一个人，精神焕发，笑容也多了。侄子一走，她就又老了，家里也恢复了原貌，两扇门敞开着，即使人在里面，也没有声音，苍蝇明目张胆地飞进去，又百无聊赖地飞出来。

到了傍晚太阳一落山，罗婆婆就把房门关上睡下了，连灯也不开，后院三面房屋皆灯火通明，唯有南房是沉郁而寂静的黑夜，好像根本没有人住过。

而罗婆婆家黑夜的宁静，第一次被打破，据说是因为我家的一个“吃货”，那还是七十年代的事情。

吃货名曰大黄，是爸爸小时候养的一只大猫，通体金黄，头又圆又大，好像一只小老虎。还没长大的时候，就常和爸爸打架，长大以后，更是夜不归宿，每晚在房顶夜巡，早晨准时从房上跳下来。

老了以后，据说通了人性，每次回家，都不空着爪子，而是带回些小礼物，有时是一只死鸟，有时是死老鼠，潇潇洒洒丢在厨房门口，好像在说：“喂，赏你们吃！”俨然一副大爷风范。

一年腊月，曾祖母早起，突然发现厨房案板上多了只猪耳朵，在那个年代，穷人攒足了劲儿，每年也就是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肉。猪耳朵即使算作猪肉最便宜的部分之一，也是稀罕物。曾祖母正纳闷是谁好心送来的，突然听到隔壁罗婆婆哭喊起来：“哎呀，我的耳朵咋没了？我的耳朵咋没了？”

这事不消说，定是大黄干的。它大概和我一样嘴馋，也觉得邻居家的饭就是好吃，但它显然比我更勇武，脸皮也更厚，胆敢深夜飞檐走壁潜入邻家，用头轻轻抵开柜子，把罗婆婆放在碗里准备过年的唯一一块肉叼回来。

在罗婆婆的哭喊中，曾祖母忙叫爸爸送还了猪耳朵，被偷了吃食的她还惊魂未定——这一口肉，可是穷人一年的盼望。

大黄自然被曾祖母狠狠地批评了一顿。当然，这恐怕也有点“杀鸡给猴看”的意思，至少这样的教训对我爸是有用的，那些后来他责怪我“寻着吃”的话，没准就是来源于此。

▲ 图片来自电影《我们俩》

大黄一偷吃，罗婆婆家里的情况就完全暴露出来了。自此，领居们平日给罗婆婆送饭，便要更加贴心。

很多年来，大杂院的老邻居们一直保持着送饭的规矩，就是要知道自家送饭的碗什么时候拿回来。

有时，邻居会当场把碗洗干净，在里面盛上新得的时鲜，让送饭人拿回家。而有时他们会恳切地说一句：“你家的碗过几天再给你送来。”这时，送饭的人要么据理力争，坚持当天拿回，要么心知肚明，点头离开，隔几天，邻居一定会在碗里盛一碗自家用心做的饭还回来。

邻里间的送饭，不论频率如何，总是有送有还的——“来而不往，非礼也”。而那些送饭的人，常常是家里的小孩，他们也就在关于还碗的欲拒还迎的说辞、甚至抢碗的假性扭打中，学会观察、辩论、酬答、博弈甚至角斗。

一碗饭就是一本做人礼仪、体面和人情社会生存法则的教科书。

等我到了能出去送饭的年龄，爸爸是这样教育我的：给罗婆婆的饭，要绵软，因为她年龄大了，牙不好，硬了怕咬不动。去了她家，也一定要看着她把饭倒进自己的碗里，然后把我们家的碗拿回来——不管怎样，都要空着拿回来。

原因是，罗婆婆年纪大了，不能让她劳累洗碗，更不能把碗留在她家，让她破费来还饭。于是，六岁的我把饭往她家碗里一倒，撒腿就跑。罗婆婆这时迈着两只小脚追到门口也追不上，就站在门槛边，扶着门框，嘴里叨叨着：“哎呀，看这个娃，看这个娃……”

张婆婆也常常给罗婆婆送饭，她告诉我，给罗婆婆送饭，一定不能用她家嫩绿色的搪瓷大碗。罗婆婆吃得少，送多了吃不完。更重要的是，一定要看着她吃，因为罗婆婆觉得饭好，会舍不得吃。送来的饭一天天精心保留着，可她家没有冰箱，一顿饭放馊了也舍不得倒，最后就会吃坏身子。

而桂大妈给罗婆婆送饭的规矩更加直接，她看到罗婆婆来前院，就把她留在廊上，亲自盛一碗饭端给她，当场和她一起热乎乎地吃掉。

就在邻居一碗碗饭的来来去去中，罗婆婆越来越老，也渐渐没劲儿和我们为碗的去留问题博弈了。曾祖母去世后，她成了全院最老的人，而随着我的长大，巷子里生于晚清的老者们也一个又一个地逝去了。罗婆婆的同龄人越来越少，她就更懒得出门了。就连六十多岁的张婆婆，在她眼里都是小孩。

只有在张婆婆问她古今之事时，她的眼里才散发出光明：“民国十年大地震的时候呐，我正在厨房炒菜呢……”她的话一下子就多起来。

有一次，我端了一碗饭去她家。她收好饭，似乎无以酬答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：“来，罗婆婆看看你的命。”

我好奇地很，跟她坐在床沿上。她戴上眼镜，抚摸着我的手心，默默地看着我的掌纹，一边看一边叹息：“哎呀，这个娃以后，也就像电线杆上的燕子一样飞走了，飞得远得很呐！”

我不信，大声说：“我不走，我爸我妈还在这呢。”

罗婆婆看着我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我的娃啊，你以后要是有良心，就把你爸你妈接走跟你一块过，要是没良心，就让他们像婆婆一样，老死在这个院里……”她的声音暗下去了。

不久以后，罗婆婆病了。不知是什么病，就是每天卧床，起不来了。这一病，罗婆婆的女儿侄子更是不见踪影，每日三餐，都由邻居们送了。

张婆婆每次熬了稀饭端进去，一进去就是半天，出来后有时候叹着气，有时候抹着眼泪。

桂大妈也端饭进去，出来以后，爱说话的她也不言语。

送了没几天，一个清晨，张婆婆又像往常一样给罗婆婆送早饭，回来后不久，罗婆婆家就变了。不知从哪里来了几个大汉，在她家拉了好几根电线，还换了盏瓦数极大的电灯，光明四溢的，一下子照亮了南房——罗婆婆一辈子都没有开过这样亮的灯。她家家门也敞得更开了，许多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陌生人一个个接踵而至——她家也从没有这样热闹过。

这一天，罗婆婆死了。

我一直以为，罗婆婆正如自己所言，“老死”在院子里。

可不久以后，我却偶然偷听到张婆婆与其他人的悄悄话——罗婆婆是自杀的。那个令罗婆婆卧床的病，其实不过是一场普通感冒，而真正要了她命的，却是对邻居三餐照顾的无以回报。

年老的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以自己的死亡来结束带给邻居的负担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她再也不想麻烦别人了。

再后来，张婆婆也死了。桂大妈得了糖尿病，瘦得跟麻秆一样，整日守卫在自家违章新建、谋求更多拆迁面积的楼上。就连那单纯要一口馍吃的老乞丐，也不知怎么消失不见了。

我果然如罗婆婆所言，飞得很远很远，搬过许多次家，有过许多邻居，他们中很多人房子明亮，车子气派，比我儿时的邻居富有千百倍，可他们的门户一直是紧闭的，别说分享一顿饭食，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

而现在，我也关紧了家门，心变得越来越硬。

大杂院要拆了，老邻居也一个个没有了，邻家饭的味道彻底消失不见。现在的我，还是不明白，究竟是时代带走了我的邻居，还是他们的死亡和离散，最终结束了一个人与人之间诚恳、礼让而又温情的时代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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